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发展创新研究述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与现阶段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奋斗目标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民族工作实际相结合，正确认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国情和现阶段民族问题特点，对如何在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基础上，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小康目标的中国梦，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新精神和时代特征的观点和论述。这些发展创新，得到了民族工作部门和民族理论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响应，并从不同方面和层次展开了研究和探讨。 

    一、从不同方面对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发展创新成果的肯定和认同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创新和发展，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地把握新时期民族问题特点，适应民族团结统一发展规律，满足各族群众共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梦想的正确的行动指南。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形态，是指导我们做好民族工作，解决好民族问题的理论保障。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胜利召开，是该理论体系确立的辉煌标志。对于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发展创新成果的具体体现，研究者们结合自身工作和学习实际，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探索和总结。王正伟（2014）把新时期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发展创新概括为“九个第一次”：第一次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科学内涵、新的民族工作阶段性特征、新时期加强民族团结工作的新思路、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思路和工作重点等做了深刻阐明；第一次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文明自觉的高度做了阐释，对城市民族工作做了集中阐述；第一次提出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战略任务和民族地区好干部“三个特别”的新标准。他认为这些新阐释、新论断、新决策、新要求，是对我们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集中回答，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王怀强（2015）认为发展创新内容体现在“六个首次提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基本内涵；多民族既是特色，也是发展有利因素；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增强各族人民“五个认同”；解决好民族问题，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问题都要解决好；做好城市民族工作等。贺新元（2015）从七个方面探讨发展创新内容：对我国各族之间及其与中华民族之间关系的新概括；把精神和法律层面作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主要路径；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新精神；选拔民族地区干部的新标准；加强城市民族工作；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我国民族工作当前阶段性特征等。还有学者强调，应该深刻认识习近平提出的民族平等是立国根本原则的新的时代内涵和民族区域自治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源头新论断的重要意义。 

　　二、从不同层次对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发展创新成果的研究和探讨 

　 （一）对党的民族及民族问题理论发展创新的相关研究 

　　民族及民族问题理论是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基础，是我们党结合不同时期民族工作形势和任务，对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规律和特点“是什么”和“为什么”这些重要和基础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的民族及民族问题理论有了很多发展创新。这些基础理论创新，为新时期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体系奠定了坚实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基石。在国家民委民研室编写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创新观点面对面》（2015）和文宣司编写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重要文章评论集》（2015）中，都有专门章节和文章从把握和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各构成民族两个层次及其相互关系上，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国情进行阐释的内容。李臻、金炳镐（2015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四个基本特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三个辩证关系、中华文化的内涵、重要性及认同实现的途径和意义等三个方面，梳理了习近平提出的关于中华民族的新论述。王希恩（2015）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成了中华民族及各构成民族共同的价值和利益认同，要从五个“并存”上把握现阶段民族问题发展规律和特点，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物质与精神两个力量相结合方面把握民族发展规律和方向。丹珠昂奔（2015）强调，要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和多元一体格局纵横两个方面，把握中华民族运共同体的内涵；要把握中华文化构成的全面性和一体性，尊重、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方向，构筑各族共有共享共建的精神家园。许纪霖（2013）认为，近代以来基于共同的历史文化经验上的中华民族建构，要比基于现代法律政治基础上的国家建构更加复杂和艰难。要在尊重各民族不同宗教和文化特色基础上，寻求建立在“宪法爱国主义”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认同，打造一个对内平等、对外开放的中华民族。金炳镐主编的《民族理论前沿研究》（2014）结合习近平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理论的新观点新论述，对当前民族和民族问题基础研究中的一些错误思潮和有害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二）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理论发展创新的相关研究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对“八个坚持”（即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维护祖国统一，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两个共同”的民族工作主题，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的阐释上和对道路自信的论述上，构成新时期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体系的理论支柱，又是联结基础理论与民族工作与政策实践的桥梁，是新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的重大发展和理论创新。国家民委编写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2015）和国家民委党组的《新形势下做好民族工作的行动指南》（2014）等，都对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必要性、基本内涵和工作要求进行了阐释和分析。道路信心坚定体现在工作上，就是要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郝时远（2013）结合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的相关论述，对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意义、内涵和要求进行了论述。他（2014）认为，习近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政治方向、制度设计、工作主题、精纽带、民族关系等方面，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政治原则。这是最高利益层面解决民族问题所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他（2015）强调，在道路问题上坚定不移的关键，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因为它不仅是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而且是党的民族政策源头所在。毛公宁（2014）、金炳镐（2014）等学者结合当前民族理论研究中出现的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原则要求相抵触的错误思潮和倾向，论述了坚持这些政治原则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郝时远、朱伦、常士訚（2013）等学者从国家建构和民族政治发展角度，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理论的一些重大理论原则进行了概念解析、历史对比和实践考察。杨圣敏（2014）在考察和把握我国民族关系现状、形势的基础上，提出要继承和坚持我党历史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优良作风和工作传统，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黄仲盈（2014）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能够正确、妥善地解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问题，促进中华各民族和谐共进的民族关系。 

    （三）对现阶段民族工作理论与政策发展创新的相关研究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的民族工作理论与政策的发展创新，主要包括了维护和实现民族平等、促进各民族团结统一、共同发展繁荣等方面的工作理论与政策，实质上是对党的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升的全面要求。十八大以来，在这个层次上展开的研究，内容丰富，成果丰硕，热点众多。刘延东（2015）、孙春兰（2015）、王正伟（2014、2015）、丹珠昂奔（2014、2015）等民族工作的高层领导，既是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创新的参与者、见证者，又担负起民族理论与政策宣传研究的重要任务。他们都结合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重要精神要求，从理论研究与政策落实相结合角度，对如何做好新期民族工作进行了分析论述和重点部署。《人民日报》、新华社的相关社论和评论员文章（2014）也对这些重要理论与政策进行了专题论述。民族理论学者们更是从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地研究和探索。 

　　1、关于提高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董强、金炳镐（2015年）提出，民族地区要把握机遇，加快经济发展，加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通过共同发展化解涉民矛盾纠纷，坚持教育与法制建设并举，打击“三股势力”。贺金瑞（2014）认为，民族问题治理的实质，就是对当代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问题治理；总目标是党和政府调动全社会资源构建和加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政治目标是少数民族的民族与国家认同和谐发展；经济目标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社会目标是社会秩序的理想良序发展；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王允武（2014）提出，民族事务法治化要求改进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方式，应从依法行政、依法规范经济开发、培养自治意识和公民意识、突发事件的依法处置、利用本土资源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加强工作。 

　　2、关于各民族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全面小康社会建 设目标。郑长德、钟海燕（2015）提出了民族地区 “十三五”时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基本思路与政策建议：围绕两大重要任务（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实现发展成果共享和减贫，走包容性绿色发展之路；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制度支撑，扩大经济机会并使之均等分布，保障最低经济福利，稳定与提升环境质量。扶贫工作是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短板。刘小珉（2013）认为，贫困成因的多元，决定了反贫困战略和策略的多维；当前特别要重视：通过城镇化进程，减少农业人口，增加农户土地经营面积；加快教育事业发展，提高农户生产经营素质；促进地区平衡发展。向玲凛、邓翔（2013）在肯定和考察以往反贫困成效基础上，提出应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人力资本倾斜扶贫资金；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扶贫，促进扶贫资源配置机制准市场化等建议。李豫新、张争妍（2013）着眼于西部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提升，提出立足实际，促进城镇化、工业化和市场化协调发展；吸引外资，加快特色产业发展；创新体制，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推进市场化进程；强化合作，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建议。 

    3、关于完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平等。雷振扬等著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民族政策研究》（2015）围绕民族发展与民族政策的重大问题，通过梳理政策沿革及实践发展，从经济、文化、散杂居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角度对相关政策的坚持与完善提出分析和对策。胡彬彬（2014）认为，我国长期实施的民族优惠政策比所谓的“第二代民族政策”，更具有价值伦理上的优越性和合理性，体现了“实质正义”、“补偿正义”及实现民族地区“积极自由”的价值理念；要结合民族地区“社会需要”对我国民族优惠政策进行调整和完善。黄行（2014）结合新时期民族语言相关文件精神，把调整后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归纳为：民族地区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科学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处理，语言国情调查四个方面。 

    4、关于加强各民族团结统一工作。青觉、吴春宝（2015）认为，加强“人心政治”建设，是我国当前和今后民族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就要在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础上，做到“两个结合”；在“四个认同”基础上，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通过深化改革，加强民族地区的民生建设；推进民族工作法制化进程。吴华敏（2015）提出，要从语言、空间、社会化、传统社群、族际人情交换、市场、职业、治、文化、制度等方面构建民族团结纽带。许宪隆、梁润萍（2014）认为，“四个认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现、历史观，能够为团结、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不竭源泉，也是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思想武器，要及时消除和遏制那些导致“四个认同”趋弱的负面因素的影响。 

    5、关于城市民族工作。沈桂萍（2015）认为，当前城市民族工作需要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动态管理、就业规划与指导、社区聚居中的“社会区隔”、民族意识复杂化、现代化一体性与多元诉求矛盾等问题给予特别关注。她（2015）提出，要从民族工作体系、从业结构、社区混居模式、文化建设模式及民族团教育格局等方面着力建构“嵌入式治理”的城市民族工作模式。严庆（2015）认为，少数民族人口融入城市，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融入等多方面，具有自身的规律和进程，并依赖于政策允可。郑信哲（2014）提出，为了让少数民族人口能够顺利适应城市，需要从上到下，包括中央政府、城市政府及社会、少数民族流出人口及流出地政府等，各相关方的共同努力。 

    6、关于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王苏敏、陆鹏、中和（2015）认为，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是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坚强有力；要重视民族地区基层党建工作和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培养。王希隆（2015）认为，“三个特别”是新时期衡量民族干部合格与否的试金石和标准。王永才、田艳提出了扩大民族岗范围、干部选拔施行少数民族特考制度和加试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化知识的内容、加强民族干部的民族政策与法制教育、加大培训和挂职锻炼力度等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选拔措施。龚志祥（2015）提出，要加大民族干部培养选拔力度，掌握其成长动态，完善其成长长效机制建设，促进其合理有序流动，加强民族企业人才队伍建设等建议。 

　　总之，近年来对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创新发展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所体现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在对民族及民族问题等基础理论研究上，原创性、系统性、深刻性还有提升和开拓的空间；二是在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理论的研究上，依然需要结合“八个坚持”的基本内涵，从民问题“一个发展，三个关系”（即民族发展，民族相互间关系及民族与国家、阶级间关系）的角度对其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的内容及其重大意义进行系统建构和探索；三是对现阶段民族工作理论与政策发展创新的相关研究上，还有待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的民族平等、团结统一、共同发展繁荣角度来全面系统地整合和提升。 

　　三、全面系统把握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发展创新成果的研究重点和难点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对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创新与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是能够把我们党解决新时期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理论及政策成果进一步体系化和理论化，能够使我们更加清楚、深刻地理解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新形态的重要性，更加自觉地结合不断发展的国际国内形势来推动理论的发展创新，更加彰显和发展其中国特色，从而始终牢牢把握党的民族理论的先进性，增强其发展创新的活力和动力。二是能够使我们增强坚持和运用党的民族理论指导民族工作实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更加清醒地认识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更加从容地应对变化多端的国际国内形势对我国民族问题的影响，应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民族问题出现的新特点、新情况、新问题。结合当前对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创新与发展研究现状，笔者认为在研究重点和难点的把握上，未来应该更多关注以下方面： 

　　一是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角度，全面系统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民族理论与政策创新成果和重要贡献的历史地位。当代中国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领导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不同时期的民族国情和民族工作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是被60多年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实践证明了的关于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宝库的重大贡献。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民族理论与政策创新成果和重要贡献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新的时代特点和要求，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构成国情和民族工作实践经验的新认识和新总结，是对如何做好新时期新阶段的民族工作的新思考和新部署。毋庸置疑，一方面，这些创新性的认识、总结、思考和部署，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在新时期重大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其最新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我们更应研究和探索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民族理论与政策创新与发展，究竟是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和反映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要求，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和反映了其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毛泽东民族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已有成果间既一脉相承又发展创新的关系。这样的研究，应该是正确认识和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民族理论与政策创新成果和重要贡献的理论前提和基础。我们认为，只有从这样的角度和高度来考察和认识，才能比较全面系统把握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民族理论与政策创新成果和重要贡献时代内涵、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是要重视对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的体系内容及其内在逻辑关联的分析和把握。以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为标志，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改革开放新时期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征程中的民族工作实际和要求，对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发展创新，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我们认为对新时期的这些民族理论与政策的探索成果可以用“习近平民族理论与政策”来命名，其相应的科学内涵包括了：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对中华民族及其构成民族的分层把握，对其相互间关系的深刻认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构成国情的准确分析；对当代中国民族及民族问题发展规律及其特点的概括；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八个坚持”基本内涵的高度总结；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下做好民族工作的方向的把握等基本内容。这些基本内容从逻辑体系建构上讲，是从对中华民族本体两个层次结构的考察出发，通过对其自身发展及相互间关系、及其与国家和阶级的关系发展规律和特点的把握，得出新时期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根本道路；进而在民族工作方向上明确，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平等、团结统一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这三个根本原则的基础上，更加强调通过创新完善民族政策，促进各民族实现事实上的平等，增强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更加强调要紧扣民生抓发展，争取人心促团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中国梦，提供扎实牢靠的物质基础、思想基础和前进动力。这些理论原则与政策要求，就基本形成了从民族问题基础理论到基本原则，再到具体民族工作实践及政策要求的成熟、完整的新体系框架。这些内容构成了对“习近平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内容。在对该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和基本内容进行分析论证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加强对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法治化条件下的民族工作实践要求的研究，从而丰富和发展关于如何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研究，如何促进民族地区跨越数字鸿沟的研究，如何使民族地区更好地融入和提升其在全国统一市场中的地位的研究以及如何加强民族工作法治化，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研究。同时，还要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研究其对民族地区发展和民族关系建设的影响和对策。这些都是我们新时期研究该课题的增量和难点所在。 

　　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来对新时期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体系进行国际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论证该理论体系的合理性、先进性和优越性。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创新与发展中所包含和体现的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只有放在当代世界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历程及其历史经验的比较中，才能突显出其对于解决我们自己民族问题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才能突显出其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品质的先进性和科学性。所以，在对“习近平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上进行这种比较研究，一方面要求我们既要能进行同类比较研究，即放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中与其他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进行比较，通过总结其他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在实践中的得失成败，从中发现和提炼能够指导我们做好民族工作的纲领原则。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能够进行异类比较研究，即与那些社会性质不同但民族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进行比较，从中探索和思考他们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政策中所包含的合理性原因和进步性因素，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我们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和时代化的研究内容。 

　　总之，通过这种全面、综合、系统的比较研究，能够增强我们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的信心，能够深化、丰富和发展我们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最新成果的理解和把握。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更有理由也更有信心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党的民族工作实践必将逐步深入并取得更多的辉煌成果，新时期对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的研究也必将迎来新的高潮。